疫情當下,除了恐慌點、憤怒貼,基督徒還可以傳遞些什麼?    /柏有成、陳思迪、金磊

 
 
 

新型冠狀肺炎的疫情自年初爆發以來,牽動著無數人的心。因著疫情所暴露出來的物資短缺、人性道德等種種問題,網絡上充滿了各種斥責、憤怒和恐懼。作為基督徒,我們同樣也在經歷這些。面對疫情,我們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向世人傳遞怎樣的信息?

歧視是雙重災難

有很多回不了家的湖北人、武漢人,被貼上了「病毒」的標籤,居無定所,看到這些消息真的深感壓抑。正因為受到歧視,他們隱瞞自己的身份,即使是在自己有一些症狀的情況下,也不敢讓周圍的人知道,不敢聯繫醫療機構,耽誤了最好的隔離救治窗口。就是因為整個社會的輿論把矛頭指向了他們。我們面對的共同敵人是疫情,是病毒,而不是某一類人。事實上,我們用怪罪的語氣或是邊緣化一些人,對事情本身毫無幫助,只會使情形更加惡化。

當我們對自己失去掌控,就難免會恐慌。我們也許認為只要我們不去有戰爭的地方,不去接觸生病的人,就可以避免受到傷害。可是當這次新型冠狀病毒來襲的時候,我們還是有可能會感染,病毒就在我們身邊,無處可躲。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掌握在誰的手裡,就是上帝的手中。不論是健康或是疾病,我們相信神有祂的旨意和帶領。我們應該帶給人盼望、愛與關懷。在這樣黑暗的時期,如果我們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神的力量、神的光明,那就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做的事。

19世紀,大批中國人到美國來,1870年代美國開始出現排華情緒,排華政策,也有中國人帶進來瘟疫這樣的謠言。當外國人把這種標籤貼在中國人身上的時候,我們義憤填膺;可是今天,我們自己卻下意識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這一群我們自己的同胞。人心並無差別,我們心裡的險惡、詭詐、居心叵測,平時看不出,一旦遇到生死交關的時候,人就很容易出現自我為中心,自我保護的機制。我們缺乏的是一種厚愛、仁慈、接納及同理心。今天,它可以不需要發生在武漢這個城市,可以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城市,都有可能成為嚴重的傳染源,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那一批人呢?是被我們的言語所踐踏、所霸凌嗎?這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反省的問題。

誰不配得憐憫?

我們容易把一些人邊緣化、妖魔化,很容易給他們貼上一個「你要負責任」的標籤。在基督教的教義中,對這種粗暴的歸納或是轉移責任有話說,對罪的教義非常細膩,對人性的描繪是,「受造有神的形象」(《創世紀》一章),是「尊貴的」,但是它在各個層面受到罪的玷污。我們每個人都是罪的受害者,又是罪的傳播者,甚至是施加罪給別人的施暴者。我們擁有這幾種角色,因此,我們不會簡單地在任何一個事件中說,某某是兇手,只有他(們)是負責人的人,其實我們之所以能夠有憐憫,是因為我們每個人即使沒有在這件事有這樣的過錯,在其它的事上也有很多虧欠。因此,在基督徒中間我們要特別小心,我們看待人的時候有罪和恩典的雙重事實,在人看來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在他身上也承載著神的恩典。若是神憐憫他,我們又是誰呢,可以去攔阻神說這樣的人不值得憐憫?我們去判斷是否同情、幫助一群人,本質上不是在問這些人配不配,事實上沒有一個人配,我們自己也都不配,而是要用上帝的心腸和命令來激勵我們,我們必須要去接納、饒恕和幫助。

從瘟疫中走出的教會

有一位宗教歷史學家,貝勒大學的Rodney Stark寫了一本書叫《基督教的興起》,探討在文化上、人數上不佔優勢,政治上受逼迫的猶太基督信徒是如何傳福音,以至於影響了整個羅馬帝國。猶太信徒所彰顯的基督教教義與當時的主流希羅文化格格不入,其中一點便是「神愛世人」(約三16)。愛包含了憐憫,而在希臘哲學家看來憐憫是一種人格障礙,憐憫的本質就是給一個人他不配得的東西,「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憐憫的,只有那些沒有長大的孩子們才需要憐憫,憐憫是人盲目的衝動,需要理性地去壓制。」1

基督教其實和瘟疫有一定淵源。公元260年,歐洲有一場很大的瘟疫,大城市死了很多人,大家紛紛舉家逃難。Stark教授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發現,羅馬政府對這場瘟疫並無多少記載,相反地,他在同時期的教會文獻中找到大量的詳細記載。他看到當時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一個主教叫狄奧尼修斯,他在公元260年復活節的一篇講道中間透露了一些細節,這位主教說,「我們的基督徒弟兄之中,絕大多數人都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心和無比的忠誠,他們從來沒有只為自己打算,而是時刻想著別人,他們毫不考慮危險,擔當了照顧病人的任務,盡力滿足病人的一切需要並且為他們宣講基督的救恩。他們與他們所照顧的人一起滿懷平安與喜樂的告別了地上的生命,因為他們被感染上了瘟疫,他們擔當了鄰捨的疾病,快樂地接受了鄰捨的痛苦,很多弟兄在照顧別人的過程中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他人的康復。我們中間最好的幾個弟兄也是這樣離開了我們,他們中間有長老,有執事,還有廣受讚譽的平信徒。」

在這些記載中,有些處於邊緣甚至秘密聚會的基督徒們,為了給一個垂死的人提供人道關懷,甚至為一個家庭舉辦一場葬禮而願意奉獻自己的金錢,很多人在這過程中被感染。Stark教授發現在教會外的主流羅馬城邦社會是這樣的,「異教徒的表現與基督徒的完全相反,瘟疫剛傳開他們就把被傳染上的人一腳踢開,哪怕是至親的家人,在人還沒有死去時就往路邊一扔。那些無人掩埋的尸體在他們眼中就好像骯髒的泥土一樣,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遠離這迅速傳播的致命瘟疫以使自己不被傳染。但是無論他們怎麼做,還是無法擺脫瘟疫的魔影。」以至於Stark教授在這本學術書籍的最後用動情的話來總結為什麼基督教轉變了羅馬帝國:文字的道和肉身的道。

教會的屬靈責任

作為一個見證神未來國度的教會,我們在這場瘟疫中承擔了什麼樣的屬靈責任?

教會的屬靈責任不只停留在「我為你禱告」和「我們不害怕」。在屬靈責任的同時,所附加出了文化使命的概念,鹽和光的角色是上帝給我們最大的身份。如果我們看見有一個人被拒絕,教會的屬靈責任就是要接納、關懷他。有一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在1980年代,大家還對艾滋病持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和恐慌情緒時,英國的戴安娜王妃曾經親自蹲下觸摸了一位得了艾滋病的非洲小孩。這張照片經廣泛的轉發,影響了很多人去關懷這個群體。這種雙手的觸碰好像重現了主耶穌去觸摸那位大麻風病人,去醫治彼得發燒的岳母……如果我們今天成為耶穌基督的使者,希望我們也能夠成為耶穌的手和腳,去觸摸那些大家不敢接觸的病人。因為觸摸不僅帶來的是關懷,而所傳遞的信息是接納。

我們並非鼓勵大家為了要證明自己的信心而大規模的聚會、聚餐。相反,我們可以做好防護,戴著口罩去慰問一個人,也可以通過電話、視頻去關心一個人,這些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服事方式。

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泰坦尼克號》這部電影。影片中,在船將要沉沒的時候,大家都在搶有限的救生艇位置,船長和大副說讓婦女和孩子先走,所有的男人留下來。有一個頭等艙的富豪想用賄賂的方式進入救生艇。這個片段在當時遭到抵制,因為這與事實有偏差,那位富豪確有其人,叫雅各,但他並沒有如電影中描繪的一樣貪生怕死,他最後遇難了,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倖存下來。在沉船前,他把一個便條托別人交給妻子,上面寫著他妻子的名字以及「雅各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上帝幫助我們。」這好像一個隱喻,指出教會在世上屬世、屬靈的雙重責任,以及我們應向世界展現的態度和世界觀。

神在哪裡?

我們知道這罪惡的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對上帝的悖逆,所以這苦難的發生是上帝所允許的。那麼仁慈與苦難可以共存嗎?看起來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兩者是可以共存的,而最直接的記號便是兩千年前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我們看見的是一個極大的苦難,一個全然無罪的上帝的兒子,甘心承載了人的所有罪性和各樣災難,但彰顯的卻是神的慈愛,神藉著耶穌的死,把我們從罪的轄製與捆綁中救贖出來。神在哪裡?我相信神就在那一群遭受苦難的人群中,與他們一同受苦。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一百二十一1-2)不管今天你身在何處,神就在我們身邊。疫情帶來的是死亡,但福音帶來的是生命。疫情不斷擴散感染人,福音也可以。在這種生與死的巨大差異中,我深深相信在看起來黑暗無望的疫情中,上帝的手仍舊在當中。

特別為在疫情中的弟兄姐妹來禱告,願他們也能夠用一種道成肉身的方式,既然沒辦法用「口」的道去分享,卻可以用「行動」的方式把福音的生命注入在他們身上。

備註:
1.《基督教的興起》,Rodney Stark,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252-253頁。

柏有成/ 病毒學家,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陳思迪/ 臨床內科醫師,基督使者協會特約校園同工
金磊/ 基督使者協會事工發展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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